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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银青年》封面人物访谈——李本虎:家事国事天下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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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银青年》封面人物访谈——李本虎:家事国事天下事

2021年3月刊

宗原(下称宗):李律师下午好。

李本虎(下称李):宗律师下午好。

第一部分:家事

Q1

宗:首先感谢李律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《中银青年》的专访。李律师是中银南京所的高级合伙人、管理委员会委员,也是婚姻家事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,应该说是咱们所青年律师中的杰出代表了。那么按照惯例,首先还是请李律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。

李:杰出代表不敢当,但确实是中银所的一名“老律师”了。我跟中银的缘分开始于2011年,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,踏入社会后的第一站就是咱们中银。那会儿中银南京所也刚成立不久,办公地点还在古平岗。

一转眼,来中银也整整十年了。我很荣幸,可以和中银南京所一起成长。

宗:李律师既是青年律师,又是我们所的“元老”律师啊(笑)。

李:过奖啦(笑)

Q2

宗:跟上一期徐晴律师从事的涉外业务、大型非诉业务恰好相反,婚姻家事法律业务,可以说是最“接地气”的律师业务之一了。几乎每个律师,哪怕不是专门做婚姻家事业务的律师,都或多或少接触过这方面业务,起码也帮亲戚朋友做过这方面的咨询。但是任何一个律师,只要他完整地处理过一个婚姻家事的案子,相信他都会有这样的感觉:“接地气”并不意味着简单、容易。恰恰相反,一个常见的婚姻家庭案件,甚至可能会比一个大型非诉项目更加复杂、更加棘手。那么,作为婚姻家事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,您觉得婚姻家事案件核心的难点是什么?或者说作为律师,承办这类案件最需要应对的困难是什么?

李:这个描述很对,“常见却不简单”,这可以说是婚姻家事类案件的一个显著特点。根据这些年办理这类案件的经验,个人认为,婚姻家事案件的难点主要包括两个维度。

第一个维度,是指专业层面的难点。

首先,婚姻家事领域的法律规定不多,大部分都是原则性规定。实践中具体到个案,情况往往是错综复杂,这就意味着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。因此,对于律师来讲,除了要熟练运用最基本的法条、司法解释外,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搜集资料,做专业研究和学习,掌握最新的裁判观点。例如,单就条文而言,法律上对于婚姻房产分割的规定屈指可数;而我们结合司法实践,总结出来的情况至少有几十种。再比如现在涉外离婚案件越来越多,而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暂时还非常有限,律师必须通过案例研究来积累自己的专业知识。

其次,很多情况下,一个婚姻家事领域的案件,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婚姻案件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婚姻案件经常会成为一个“复合型案件”。不仅涉及到婚姻问题,往往还会牵扯到债务承担、公司经营、刑事风险、涉外等问题;实务中,大量的债务纠纷以及执行异议类案件都与婚姻纠纷相关联。这就要求承办律师必须具备丰富、立体的知识储备,从更宏观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待、处理案件,而不仅仅局限于婚姻问题本身。这样才能真正帮当事人解决实质问题,得到当事人的认可。

第二个维度,是指沟通工作。

沟通,本就是律师这个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尤其是对于诉讼律师来说,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要花在与自己的当事人、对方当事人和办案机关工作人员的沟通工作上。婚姻家事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,就是它涉及到情感、伦理的因素,当事人的心理状态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。所以,婚姻案件中沟通工作更重要,也更难做。

在案件承接阶段,与当事人沟通要学会倾听,理解当事人的诉求。有的只要快速地离婚,有的只想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;有的想要多分财产,有的想要让对方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,还有的只是想到法庭上把自己心里的委屈说出来。

只有充分理解了当事人的想法和目的,才能对案件作出准确的判断,评估自己能否实现当事人的目的,是否要承接这个案件。这样,才能真正获得当事人的信任。反之,如果在案件承接阶段,沟通工作没做好,当事人的诉求没搞清楚,相关法律风险没有释明,最终不仅当事人可能不会满意,律师自己甚至都有可能遭遇执业风险。

在案件办理阶段,除了与自己的当事人沟通之外,还要与对方当事人沟通。相当一部分婚姻案件,最终是通过协议离婚或者法院调解的方式结案。我们现在代理的一些案件,在起诉之前会根据当事人的委托,寻求合适的时机与对方当事人进行沟通、交流,了解对方当事人的想法。在沟通的过程中,要擅于发现双方当事人分歧和争议的焦点,通过有技巧的沟通,尽量去化解双方的分歧,平衡各方的利益,争取最终达成一致意见

同时,还要与办案机关沟通。通过与法官的沟通,让法官尽快了解案件的基本事实情况,比如双方的婚姻状况、寻求离婚的原因、双方各自的诉求以及案件的争议焦点等等。承办律师应当协助法官做好调解工作,以调解的方式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婚姻案件的当事人,在出现纠纷前往往不会有刻意收集、保存证据的意识,致使很多事实无法通过举证的形式呈现给法庭,这也是婚姻案件自身的一个特点。再加上婚姻案件中,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,这就要求律师积极与法官沟通,向法官表达当事人在婚姻中的委屈;据理力争,尽量争取法官内心的“天平”向己方倾斜。

宗:除了诉讼业务以外,涉及婚姻家庭的非诉业务,这两年在国内发展得也很快。譬如婚前财产公证、婚内夫妻财产约定、“忠诚协议”乃至于遗嘱的设计和拟定等等。对于这部分非诉业务,李律师是怎么看待的呢?李律师觉得这其中又有哪些部分是律师可以发挥专业才能、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呢?

李: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法制意识的增长,这类非诉业务近年来确实也发展得很快,非诉方面的需求已经占了相当高的比例。可以说,非诉业务已经是婚姻家事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并且,这类非诉业务往往没有地域限制,律师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。

我们团队日常接触到的婚姻家庭非诉业务主要有三种类型:

第一类,是当事人在结婚前,从控制风险的角度,提前对自己个人财产作出规划,或者对将来的夫妻共同财产、共同债务等问题进行约定;律师需要针对性地提供法律意见、起草婚前协议等法律文书;

第二类,是在婚姻期间,夫妻双方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,或者感情已经出现问题,但还没有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,提前对财产、债务进行分割;律师往往需要为这类当事人起草财产协议、分居协议、“忠诚协议”、遗嘱等法律文书。

第三类,主要是父母与子女间的财富传承的问题。父母想要将财产传承给子女,具体应该选择怎样的传承方式?不同方式产生的税费是怎样的?不同的方式又有着怎样的风险?这些也需要律师提供专业意见。

Q3

宗:我们知道,在最常见的离婚类诉讼案件中,核心就是三个问题:一是感情是否确已破裂,二是子女抚养权的归属,三是共同财产的分割。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,这三个问题中,法律规定相对最“含糊”、实务中存在较大变数,而当事人往往又最为在意的,就是子女抚养权问题。那么如果让您给咱们刚执业的青年律师上一堂培训课,您觉得,对于子女抚养权这个问题,承办律师最需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?有哪些虽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,但实践中可能会对法官造成重要影响的因素?

李:这个问题非常有价值。对于子女抚养权,《民法典》中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;而司法解释中有明文列举的情况,往往也比较极端,实践中要么是比较少见,要么是很难取证。这就回到了前面说的,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。

子女抚养权的纠纷,实务中主要分为两类:一是离婚案件中抚养权的争夺;二是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的变更。从我个人的办案经验来看,影响子女抚养权归属的,除了各方的物质、经济条件外,还有一个因素非常关键:子女的生活现状,即子女现在是随哪一方生活。法院在判决抚养权时,没有特殊原因,一般情况下轻易不会去改变子女的生活现状

曾经办理过一个离婚案件,孩子此前一直由我方当事人和其父母照顾;双方发生纠纷后,对方到幼儿园把孩子直接接走并带回老家生活。我们和法官进行了大量的沟通,希望能够恢复孩子在南京生活的现状;但法官却表示,很难进行这种“过度干涉”。如果孩子继续这样长期随对方生活,很可能判给对方。

虽然现在有些法院认为“抢夺”子女的行为,对争取抚养权是一个不利因素,现实中也确有这样的案例,但这个案件的我方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。最终,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孩子接回南京,扭转了不利的局面,而案件也通过调解结案。

因此,离婚案件中,如果想争取抚养权,一定要提醒当事人“把孩子看好”。在办理过的几个变更抚养权案件中,孩子都是因为随请求一方长期生活的现状,当事人才实行了变更抚养权的目的,没有“生活现状”这一事实,想要得到法院支持是有难度的。

除了上述因素外,如果子女一直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长期照顾,在离婚案件中,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有能力也愿意协助抚养,这也是争取抚养权的一个有利因素。

宗:李律师刚刚提到,实践中,存在一种“抢孩子”的现象。当事人不管法院对于抚养权是如何判决的,即使已经判给了对方,仗着法院一般不会对抚养权问题强制执行,索性把孩子抢走。对于这种“抢孩子”的现象,李律师是怎么看的呢?

李:“抢孩子”的问题,在实践中确实经常出现。在离婚期间“抢孩子”是为了争夺孩子抚养权,离婚后“抢孩子”则是为了达到变更抚养权的目的。很多当事人之所以选择这样做,是因为“抢孩子”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目的,而面临的风险或者需要付出的代价却很低。当事人一旦把孩子“抢”过来,形成了长期、稳定地随自己生活的事实,法院就很可能将抚养权判给自己。

对于离婚期间“抢孩子”的行为,法院一般很难介入处理,大部分法院也不会将一方“抢孩子”作为抚养权判决的不利因素。而对于离婚后“抢孩子”,拒绝履行离婚协议或者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,法院也无法针对孩子人身强制执行,一般只是在执行阶段对抢孩子的一方采取拘留、罚款等措施。刑法中虽然有“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”,但要求“情节严重”,实践中很少适用。所以,实话实说,离婚后“抢孩子”的代价也不高。

对于子女的抚养权,我们呼吁当事人应真正地从“有利于子女成长”角度去理性地考虑到底谁更适合抚养子女。过激的手段,不仅会伤害孩子,还会激化双方矛盾,不利于争议解决。

Q4

宗:很多人可能会觉得,婚姻家事类的业务比较琐碎。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,婚姻、家庭无疑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,甚至是头等大事。婚姻家事类的纠纷、案件,往往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当事人的内心。那么作为律师,在承办这类案件的时候,应该如何跟当事人接触呢?

李:我觉得主要包括四个方面:

第一,与当事人的沟通工作一定要做好。这个前面已经详细说过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第二,婚姻纠纷中,大部分当事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;在与律师沟通的过程中,往往会过度强调对方的过错和自己的委屈。作为律师,应当站在客观的角度,理性看待案件事实,注重证据。

第三,很多时候,婚姻案件当事人的心态会处在频繁的变化过程中。律师要把握好当事人的心态,必要时要引导当事人调整心态。而对于一些核心的重要问题,比如到底要不要离婚、要不要抚养权,律师轻易不要给出倾向性的建议。可以为当事人分析每个选择的利弊,但是最终还是要让当事人自己独立做出这些重大决定

第四,从化解纠纷矛盾、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,通盘考虑全案,给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建议,引导当事人明确最终的目标。避免因小失大,适时放弃在小利益上的过度纠缠。

宗:我们知道,和其他的诉讼类案件不同,离婚案件是要求当事人本人必须出庭的。那么在当事人本人出庭的情况下,承办律师应对庭审是否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?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又如何分工?

李:婚姻案件之所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必须到场,是因为婚姻案件涉及身份关系、情感因素;当事人是一段婚姻的亲身经历者,需要当事人本人陈述案件的事实,表达离婚与否的意愿。律师应当事先向当事人释明这一点,并且在庭审前提前帮助当事人做好准备工作;结合诉讼策略,告诉当事人什么话该说、什么话不该说。同时,庭审过程中,律师又要尽量避免因为当事人在场,而进行“过度表演”。在我们现行的法律体系下,如果律师为了给当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过度发挥,反而会给法官留下负面观感,最终损害当事人权益。

律师在代理案件中,案件的事实部分,如当事人婚姻状况、离婚原因、当事人过错等可以由当事人亲自陈述,律师辅助补充,对于法庭来讲也更具有说服力。而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工作,则主要由律师完成;如对关键事实认定的举证、财产分割的计算方式和原则、以及法律的适用等等,需要律师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专业层面去把控。

 

第二部分:律所与律师的宣传

Q1

宗:李律师在咱们所里另一个很重要的身份,就是律所管委会委员,分管律所宣传工作。近年来,从咱们所到全国律师行业,大家对宣传都是日益重视。从李律师的工作经验来看,您觉得律所宣传工作的重点是什么?

李:律所层面的宣传,一般有两个重点:一是律所品牌的宣传和推广,通过建立、强化律所品品牌,实现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效果;二是以直接获取业务为目标的广告宣传。至于宣传工作应侧重哪个方面,则应结合律所自身的现状以及发展战略,明确宣传目的和目标,确定宣传的方式和途径。不同的律所,或是同一家律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,在宣传工作上也会有不同选择。

宗:那么咱们中银南京所当前正在或准备采取的宣传方式包括哪些呢?

李:中银所目前的宣传,主要侧重于品牌宣传。主要是配合律所开展的各项活动进行宣传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,党建工作当然是今年宣传工作的重点,所里也正在准备开展一系列党建活动。

具体来说,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:一是在线上、线下选择性价比相对较高的位置投放广告,如地铁报站、广告牌、网站、自媒体等;二是与律协等机构的媒体建立联系,发布律所活动、律师专业文章等稿件;三是建立、完善律师投稿审核、激励机制,鼓励所内律师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文章;四是与律所专业研究中心结合,宣传推广律所专业化建设;五是定制品牌宣传物品等等。

Q2

宗:去年是咱们中银南京所成立十周年,在李律师的组织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我们跟专业团队合作,拍摄了一部律所形象宣传片。这在律所中也是比较罕见的,也算是咱们所内凝聚力的一次完美的体现。作为这次拍摄的组织者和头号“功臣”,现在回忆起来,李律师觉得拍摄期间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?

李:功臣谈不上,能把这项工作完成,主要是管委会的支持和律所全体同事的共同努力。

拍摄律所宣传片是中银南京所成立十周年的一项重要工作,从6月初选定拍摄团队、视频文案和拍摄脚本定稿,到7月中旬拍摄,再到8月初完稿,全过程历时整整两个月的时间。虽然是第一次组织拍摄律所宣传片,没有经验,但全程参与下来,确实有很多收获。现在对宣传片拍摄的整个流程,从文案、脚本到拍摄技术、技巧,到视频后期制作,都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。在组织人员拍摄的过程中,全所同事之间,也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。

最令我难忘的一点,是这次拍摄活动中,中银南京所全体同事的积极参与和配合。这次拍摄场景很多,需要提前安排出镜人员。记得第一天的拍摄是安排在周末,提前联系了许多同事加班拍摄。第二天晚上则有夜景的拍摄,包括律所内部场景和外景。律所内部场景拍摄完就已经九点多了,出镜律师又和拍摄团队赶往新街口取景,全部结束的时候已经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。

宣传片中还有很多的外景,比如到最高院巡回法庭、建筑工地、紫金山等地,很多同事放下手上工作来配合拍摄活动。那段时间恰逢南京近年来最漫长的梅雨季,好几个场景还是冒雨拍摄的。

宗:今年年初,咱们又跟上次的团队合作,拍了一部贺岁片。这次咱们可以说是驾轻就熟,大半天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拍摄,最后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。那么作为这两次拍摄的负责人,李律师觉得,这两部宣传片对律所来说,核心意义是什么?

李:毫无疑问,核心意义在于体现并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内部凝聚力。

不同于一般的公司、企业,律所,尤其是提成制律所,内部结构往往是很松散的;律师往往以个人或者小团队为单位,各自为战,律所只是一个挂靠的平台。很多律师对于律所往往没有什么归属感,这也是律师行业流动性较大的根本原因。

而这两次宣传片拍摄的成果,除了最后的成片以外,更在于拍摄经历本身。这两段经历充分证明了,今天的中银南京所不仅是一家大所,还是一家团结的大所

Q3

宗:眼下是新媒体的时代,我们所内也有不少各个新媒体平台的“大V”。那么从律所管理的角度,李律师对于律师、律所利用新媒体宣传是怎么看的呢?

李:科技在进步,宣传推广的工具也在不断更新。个人觉得,律师和律所都要学会接受新事物,擅于利用新工具去宣传、推广自己。对于新媒体工具,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抵触感。现在很多规模很大、甚至全国知名的律所,很多知名律师,都在积极利用新媒体推广宣传自己。新媒体本身极高的传播效率和无边界的传播范围,意味着使用者能够以低成本获取大流量,起到以小博大的效果。

但是在利用新媒体时,也要对自己的内容把好关,所谓“内容为王”。对于律师来说,保证内容的正确性与合法性,应当是宣传的底线。如果因为专业能力不足,或者是为了博取眼球、获得流量,而错误的解读法律,那就有违律师的职业道德,甚至存在违法的嫌疑。

譬如《民法典》刚颁布的时候,网络上传播一个观点:“明年开始,结婚时如果要彩礼就是一种违法行为”;他们所谓的法律依据是《民法典》中规定了“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”。实际上,《婚姻法》中早就有了“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”这个规定,并不是《民法典》新引入的条款。因为,彩礼与“借婚姻索取财物”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。

这种对法律的错误解读,不仅向社会传播了错误的法律知识,误导了人民群众,也是对律师、律所社会形象的抹黑。

Q4

宗:前面说的都是从律所的角度考虑。那么,律师个人的自媒体宣传又有哪些注意点呢?

李:律师个人宣传的最终目的,是打造律师的“个人IP” 这既是指律师的个人品牌,更是指律师的专业形象。就像前面提到的,“内容为王”,不论是微博、微信还是抖音,平台本身只是一个渠道,只有好的内容才能长期、稳定地获得传播和曝光效果。对于律师而言“内容”就是自己专业的法律知识。所以,律师在借助自媒体宣传自己的时候,一定要以专业的内容作为基础。

宗:那就李律师所知,咱们所内有哪些个人宣传做得比较到位的青年律师呢?

李:就我所知,李平律师、李燚律师、董昊律师,还有《中银青年》之前采访过的王灿律师,都是利用新媒体宣传效果比较出色的典型代表。建议咱们期刊以后也可以专门安排几期栏目,请他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心得。

第三部分:行业发展

Q1

宗:李律师虽说是青年律师,但是这些年来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务经验。我们知道,律师行业的发展水平,和国家、地区的法治建设水平是息息相关的。根据这些年来的实务经验,李律师觉得,当前国内的“大环境”如何?这个问题我们在1月刊问过王灿律师,当时他主要是针对刑辩律师的情况做了分析。那么从民商事律师的角度来看呢?

李:从整体政治环境而言,目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,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,律师的执业环境肯定是越来越好的。之前也提到了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进步,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也在不断加强,大家对律师的认可度有了很大提高。

另外,《民法典》自今年开始施行。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“法典”,对多部法律进行了修订汇总,配套司法解释也在陆续颁布。这对于民商事律师乃至所有律师来说,既是大事,也是好事。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个机会,对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、更新;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社会法制意识的进一步增强,对于律师业务的发展有所裨益。

宗:所谓见微知著,如果让李律师许一个愿望,改变一个细节,就意味着整体环境的大幅改善,李律师的愿望是什么?是否存在这样的细节,能让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,体现着整体的法治水平?

李:这个问题可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针对性。既然前面咱们聊了这么多新媒体的话题,那就举一个相关的例子:司法实践中实现真正的信息化、无纸化办公。现在虽然很多地方都有了网上立案等配套的信息化办公程序,但是大部分还仅仅是一个“摆设”。如果哪一天真正实现了信息化、无纸化办公,那说明我们的司法实践已经真正进入了信息化时代。

当然,对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,确实不熟悉、不擅长使用信息软件的当事人,还是要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渠道。

Q2

宗:总有人喜欢拿中国和美国的人均律师数量做对比,说明咱们的律师数量还远远不够。但也有很多人提出,美国自有其国情在此,历史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两地其实没有可比性。不论如何,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的大幅上涨,以及律师人数的逐年激增都是客观情况。那么李律师觉得,当前国内的律师数量,是已经饱和或者接近饱和了,还是远远不够?

李:我觉得这个要结合具体的地域情况来看待,不能一概而论。诸如北上广深之类的一线发达城市和地区,律师数量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。虽然未必是已经完全饱和,但起码也有个“七八分饱”了(笑)。而很多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的地区,律师数量还是远远不足的。当然了,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,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。

宗:您觉得,我们有朝一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人均律师数量吗?

李:我觉得可能性不大,毕竟我们和英美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。对于我们来说,法律途径只是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渠道,我们有着相对更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和途径。当然,作为律师,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加广泛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专业技能,将来我们的业务范围或许也会扩大很多。

Q3

宗: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,我们所内也在筹划着一系列的相关活动。李律师作为分管宣传工作的管委会委员,即将迎来大量紧张而繁忙的工作。李律师觉得,律师行业如何开展党建,谈点自己的认识?

李:个人觉得,律师行业开展党建活动,要结合自身的行业属性,将党建活动与律师业务紧密结合,不能排除行业属性谈党建。在党建活动中提升业务综合能力,通过党建活动为律所业务的拓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;律所党建促进律师业务,律师业务展现党建风采,实现党建、所建共赢

这也正是中银南京所党总支提出的“党建以律所健康发展为中心,以推动律所业务成长为动力”的理念。

宗:这里也请李律师给大家简单预告一下,咱们中银南京所目前已经有哪些活动正在筹划中呢?

李:根据2月26日中银所党总支委员会议的讨论,接下来以建党百年为契机,中银南京所即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党建主题系列活动。包括“三月血浓于水”、“四月红色征文”、“五月红色之旅”、“六月讲好党建故事”、“七月展示汇报”等等,共庆党的百年华诞。

Q4

宗:最后一个问题,也是每期都会问到的问题。李律师觉得,我们中银南京所,最大的特点是什么?而在当今的律师行业中,又有什么新特质,是我们作为一家律所应当培养和具备的呢?

李:这个问题的答案,在刚才聊宣传片的时候,其实已经提到了。我觉得,中银南京所现在最大的特点,就是内部的凝聚力。

诚然,对于律所来说,相对松散的内部结构可以说是一种天生自带的“行业特点”。对于律师个人来说,闲云野鹤、单打独斗的生活可能也很惬意。

但是近年来咱们所的实践证明,提成制的基本体制和律所的内部凝聚力,其实是不矛盾的。只要真正建立律所文化,真正实现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,就能构建出一个团结、有力的集体。

至于说“新特质”,个人认为应当是对青年律师的培养和扶持。如今,社会发展和更新的速度非常快,这就对律所培养青年律师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。一家律所想要长久发展下去,就必须格外重视对“新一代”的栽培。“新一代”的成长,同时也是律所本身的成长,是律所应对时代大潮的基石与核心竞争力。

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